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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登三出租:黄飞鸿:从街头拳师到武林理想

皇冠登三出租:黄飞鸿:从街头拳师到武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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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鸿恐怕是当今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广东武术家,其形象也与醒狮紧紧勾连在一起,成为广东武术和醒狮的代表。此外,他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自1949年到1997年的近50年间,共有100部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面世,被称为世界上最长寿的电影系列,并催生了“黄飞鸿电影”这样一个专有名词。加上2014年上映的一部,到目前为止总数达到101部。在这些电影里,不过是“清末衰世及民初动乱时代一个寻常习武者”的黄飞鸿,“没有早年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流离卖武,也没有现实世界里的亡妻丧子……更多时候是以一个超脱的英雄,或是侠客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累积中,他已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化身”,既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通过大量电影作品被逐步建构起来的银幕英雄。

与其他电影相比较,黄飞鸿电影系列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黄飞鸿不是由电影工作者凭空创造的,他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曾经培育过大量的弟子门人。他的这些弟子和再传弟子不仅直接参与了黄飞鸿电影的制作,还给后来的香港武侠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次,这些投身在黄飞鸿师门之下,支撑着早期黄飞鸿电影的人,最初也并不是电影界中人。他们本是聚集在设馆授徒的黄飞鸿身边投师学艺的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们所遵循的价值观和行动原理并不是来自电影界,而是来自当时的广东武林。如此一来,他们的这些价值观和行动原理,则不可能完全不在黄飞鸿电影中反映出来。

黄飞鸿与黄飞鸿电影

黄飞鸿于1850年(关于其出生年份,还有1847年、1856年等几种说法)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官山圩禄舟村,1925年殁于广州,70余年的生涯大部分在广州度过,他与其父亲黄麒英都是著名拳师。黄麒英是清末民初“广东十虎”之一,而黄飞鸿是否位列其中,则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坊间流传的说法,黄飞鸿12岁起随父辗转于广州和佛山两地,以卖武贩药为生,很快声名鹊起。16岁(一说20岁、22岁)时,广州铜铁行慕名请其出任行内教头,并租好场地资助其开设武馆。经父亲应允,黄飞鸿在广州开设了他的第一家武馆务本山房。30岁左右,他又开设了主治跌打损伤的“宝芝林”医馆,在教授武术的同时,以医术闻名一时。其后,他治好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的腿伤,被聘为黑旗军武术教头,随军赴台参加抗击倭寇的战斗,民国成立后又在刘永福的邀请下出任广东民团总教练。在1924年的广州商团之乱中,其医馆和住宅全部被焚,黄大受打击,抑郁成疾,次年在广州城西方便医院去世。黄飞鸿曾历经两次丧妻之痛,最后一任妻子为生于武术世家的莫桂兰。黄去世后,莫桂兰迁往香港,也曾开设武馆,并与黄的弟子一起参与黄飞鸿电影的制作。黄有子数人,最为宠爱的次子在为货船押运时被人谋杀,其后他便禁止其余儿子习武,故其后人均未修习洪拳。

1901年成立的广州城西方便医院前身广州城西方便所


广州城西方便医院是当时华南最大的慈善机构,图为医院内部

以上是坊间无数黄飞鸿故事、后人回忆等文章里比较一致的部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确切知道黄飞鸿的武功到底如何,狮艺是否特别精湛,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可信的史料。甚至连像陈盛那样由直传弟子所做的描述都没有。据说他曾经开过武馆的桨栏路、开过药店的仁安街,都已经没有一丝可以供后人凭吊的痕迹。

2007年6月,曾经有过这样一条与黄飞鸿有关的新闻。在该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等共同举办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巡回图片展”中,黄飞鸿没有入选,其弟子林世荣则名列其中,同时入选的还有蔡李佛拳创始人陈亨等五位武术家。黄飞鸿未能入选的原因是,评委认为关于他的故事大部分是民间传说,有史料记载的事实很少。虽然南海区政府偶然得知黄是西樵人后,为开发文化旅游资源,曾广泛收集资料,在1998年编撰出版了《南海黄飞鸿传》,但该书被史学家批评为“人物真实,故事杜撰”。而黄飞鸿也最终因为缺乏能够证明其生涯的可信史料,虽然闻名天下,却落选广东历史文化名人榜。

但是,这个话题并没有就此结束。4个月后,黄飞鸿终于得以跻身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之列,并作为新闻见诸报端。报道称,上次的广东历史文化名人巡礼图片展“因黄飞鸿‘落选’而引发广泛关注”,经过专家的努力,找到了可以证明黄飞鸿曾经赴台抗击倭寇的可信史料。这份“可信史料”是一张宝芝林的宣传单,上面影印了刘永福所赠“医艺精通”匾额。该匾额在宝芝林火灾中被焚毁,印有匾额的宣传单却被保存了下来。然而,仅凭一张宣传单,即使可以证明黄飞鸿治愈过刘永福的腿伤,也无法证明他曾经赴台抗击倭寇。把黄飞鸿送入历史文化名人之列的,与其说是这份“可信史料”,不如说是他本身所拥有的落选便会“引起广泛关注”的极高知名度。

佛山祖庙黄飞鸿纪念馆里的“黄飞鸿像”(彭伟文摄,2010年12月6日)

在同一条新闻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一直广为流传的黄飞鸿“遗照”并非其本人的照片。由于黄的照片在宝芝林大火中被全部焚毁,后来香港媒体向其遗孀莫桂兰索要照片时,莫桂兰将与父亲最为相像的第十子的照片交给该媒体,其后以讹传讹,造成了社会性的误解。但是,即使在这一误解曝光后,这张照片依然附上“黄飞鸿像”的解说牌悬挂在佛山黄飞鸿纪念馆入口处附近,在后来的一档电视节目中,纪念馆筹建人员也明确表示这是黄飞鸿本人的照片。为什么这一错误没有得到订正,理由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张照片也非黄飞鸿本人遗照的话,佛山黄飞鸿纪念馆里就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黄飞鸿遗物的展品了。

闻名天下,拥有传奇生涯的同时,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生平事迹的史料;建有颇具规模的纪念馆,陈列的展品却没有一件是本人遗物。围绕着黄飞鸿的这些情况,不能不说令人颇感不可思议。但是,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这座纪念馆里。纪念馆楼高两层,第二层被题为“飞鸿影院”,全部展览内容均与黄飞鸿电影有关。此外,前文提到的《南海黄飞鸿传》中,大部分内容也直接或间接与电影有关。可以说,提到黄飞鸿则必然要提到黄飞鸿电影。

到目前为止的101部黄飞鸿电影中,曾经饰演过黄飞鸿的演员有14人。其中,关德兴从第一部起便饰演黄飞鸿,共主演黄飞鸿电影77部,有“返生黄飞鸿”之称,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为止,几乎一直独占黄飞鸿电影男主角的位置。另外13人分别主演了其余24部作品,其中不乏像成龙、李连杰这样的巨星。

以一位主人公为主线制作电影系列,在电影史上绝非罕见,但黄飞鸿电影却与其他电影系列存在很多不同。首先,它并不属于一家电影公司,只要能满足资金、演员等条件,任何公司甚至个人都可以制作黄飞鸿电影。其次,虽然主人公黄飞鸿是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人物,但在电影里的形象极不统一。既有关德兴所饰演的中年男性形象,也有李连杰所塑造的30余岁的青年侠客形象。这两个形象虽然在外表上有很大不同,但恩威并重,为周围的人所尊敬,为弟子所仰慕和服从的师父形象是一致的。除此以外,还有成龙所饰演的学艺未成的青年习武者,身上充满年轻人的鲁莽、轻佻甚至狡猾。而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饰演的黄飞鸿则更加颠覆了一般人心目中的黄飞鸿形象,将其塑造成一个生性懦弱,完全不会武功,全靠父亲留下的弟子撑门面的滑稽人物。最后,总数达101部之多的黄飞鸿电影,并不是在50余年间持续不断地制作出来的,其中60余部集中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十年间,其后数量大减,甚至一度中断。

作为系列,黄飞鸿电影无疑给人随意散漫的印象。但是,能够使黄飞鸿这位没有留下任何传统史学意义上的可信史料的历史人物一直活在电影系列中,并且把他推上英雄的位置,显然不是仅靠电影的数量就可以做到的,只有在制作方意图和观众需求两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原本只是一介市井拳师的黄飞鸿才有可能成为英雄活跃在银幕上。

为什么是黄飞鸿

清末民初,广东有不少活跃的武术家,为什么只有黄飞鸿受到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厚爱?黄飞鸿作为广东南海人,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为什么先扬名于香港而不是内地?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结果。

要探讨黄飞鸿以香港为起点,以银幕为媒介,驰名于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华人社会的原因,必须从其弟子林世荣入手。

林世荣本在广州以卖猪肉为生,人称“猪肉荣”,曾拜黄飞鸿为师,后到香港开设武馆,培养了众多弟子。林世荣武艺精湛,在清末举行的首届广东武术比赛中获得第一名,1912年因在慈善活动上表演铁线拳而获得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发的银质奖章。林对后世的最大贡献,恐怕还是他亲自演式,令弟子进行记录并加以文字解说,先后编辑出版的《工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铁线拳》三种拳谱。这三种拳谱的出版,打破门户之见,改变了此前武术依赖演示和模仿直接教授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虎鹤双形拳》被收入中国高等体育院校武术教材,成为后来国际武术比赛南拳项目评分的重要参考资料,影响深远。

佛山黄飞鸿纪念馆陈列的由林世荣亲自演式、弟子记录的拳谱(彭伟文摄,2010年12月12日)

与徒弟林世荣相反,作为师父的黄飞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为传统史学所承认的史料,要了解他的经历,“由于官史不修,无奈只好求证于私人的传记及里巷市廛父老……的怀旧故事”。留下这些私人传记,为黄飞鸿扬名的,正是林世荣的弟子。创造了黄飞鸿电影的基础,进而从黄飞鸿电影出发,为香港武侠片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使黄飞鸿盛名不坠,甚至间接提高了他的地位和声望的,也是林世荣的弟子们。

关于黄飞鸿名扬天下的原因,有人谓之曰“后继有人”而“死后行运”,而这后继之人,无疑指的就是林世荣的弟子、黄飞鸿的再传弟子朱愚斋、刘湛,以及刘湛之子、香港电影首屈一指的武术指导刘家良等人。其中,朱愚斋正是黄飞鸿电影出现契机的直接制造者。

林世荣(坐者)与朱愚斋

朱愚斋出生于广州,后移居香港,投入林世荣门下习武,据说黄飞鸿访港时,他曾在黄面前演练拳法,并得到黄的指点。朱读过私塾,颇通文墨,曾作为林世荣的助手参与三种拳谱的编撰。黄飞鸿去世约十年后,他开始在香港《工商晚报》上连载小说《黄飞鸿别传》,大受欢迎。据其本人称,小说的内容几乎都是以从林世荣处听来的黄飞鸿逸事为基础,虽然作者声明“事皆纪实”“据其生平所历”,但明显有不少虚构之处。其后,朱又将从其他黄飞鸿一系弟子处听来的逸事写成小说,连载《黄飞鸿行脚真录》,最后编成《黄飞鸿江湖别记》,结集出版。虽然武侠小说在中国通俗小说中早已存在,但朱愚斋的作品不同于江蝶庐等人带有大量奇情异事的武侠小说,除讲述黄飞鸿及其弟子的故事外,还常常有大段的招式解说,记录了大量当时广州的风俗习惯,以及武林中的各种规矩和处世逻辑,描写了一个生动的武林世界,具有超出一般文学作品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些特点,研究者黄仲鸣甚至将朱愚斋等人关于南少林门人的小说和武侠小说分列开来,称之为“粤派技击小说”。朱愚斋小说的这些特色,可以说形成了早期黄飞鸿电影的基调。

以黄飞鸿为主人公撰写小说的,朱愚斋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作品无疑是影响最大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朱愚斋的黄飞鸿小说,很可能就不会有黄飞鸿电影。根据从1949年的第一部作品起共执导59部黄飞鸿电影的香港导演胡鹏回忆,他注意到黄飞鸿这个人的存在,是因为和友人一起坐渡轮的时候偶然读到在《工商日报》上连载的《黄飞鸿传》,而同行的友人又恰好认识朱愚斋。这显然是一次偶然事件。

但是,导演知道黄飞鸿是一个偶然事件,将他的故事拍成电影并且获得成功,则不可能仅仅是出于偶然。电影制作和发行是一种商业行为,除需要资金外,如果没有预期收益,根本不可能实施。也就是说,当时胡鹏确信,以黄飞鸿为主人公拍摄“某种”电影,将会为市场所接受。

首先,香港有武侠片的基础,有很多武侠片影迷。粤语武侠片诞生于1938年,早期作品中的武打动作大多脱胎于戏曲舞台,即所谓“批头撇脚”,先以刀横削对手头部,对手屈身低头避过以后,又以刀横削对手双腿,对手跳起避开,如此往来反复,既缺乏真实感,又非常简陋。到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观众已经厌倦了这种武侠片,用胡鹏的话来说,“武侠片敲响了丧钟”,必须寻求新的突破。

其次,还有一个条件也已经具备,那就是资金。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执政者为推广国语,禁止制作和上映方言影片。虽然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不受这一禁令约束,但粤语电影的票房大半仰赖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粤语方言区,内地市场一失,顿时陷入几乎停滞的境地。1947年,粤语片《郎归晚》在东南亚大受欢迎,香港电影获得了新市场,其中武侠片尤其受欢迎。港产粤语电影的景气,使投资电影业的东南亚侨商急剧增加,只要看到剧本和演员表,便马上付款买下东南亚放映权的片花制度大为盛行,直接投资参与电影制作的侨商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黄飞鸿电影可谓应时而生。偶然看到黄飞鸿的传奇故事,同时面对粤语武侠片衰退现状的胡鹏“突然灵机一触”,决定制作黄飞鸿电影。关于电影的具体构思,他这样写道:

要是把这位广东拳师“黄飞鸿”的生平事迹,改编摆上银幕,不但可以提倡中国固有的尚武精神,更可以宣扬广东武林的珍贵资料,这正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不过,一定要摒弃过去那些舞台功架,而着实于硬桥硬马的中国国术招式,真刀真枪……这样我深信,必定可以令观众,耳目一新的。

在东南亚投资商温伯陵的资金支持下,胡鹏制作了第一部黄飞鸿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购买片花的预约随即涌来。在早期黄飞鸿电影中专门饰演反派、绰号“奸人坚”的石坚曾经说过,黄飞鸿电影是电影公司的“救命灵药”。制片人每逢资金周转不灵,只要开拍黄飞鸿电影,就可以向东南亚投资商出售片花,获取资金应急。

“真功夫武侠片”的诞生可以说是必然的,而黄飞鸿成为主人公并获得成功却似乎是偶然的。然而,果真如此吗?其时,以方世玉、洪熙官等广东武术家为主人公的小说也在坊间流行。那么,以其他武术家为主人公,是否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并持续50余年之久呢?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要回到朱愚斋身上。

朱愚斋虽然因为撰写黄飞鸿小说而广为人知,但他并不是专业作家。胡鹏开始构思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打算拜访朱愚斋的时候,从友人那里拿到的朱愚斋的地址,是名为“安和堂药局”的中药店。让我们看看这几个例子。黄飞鸿开设有宝芝林医馆;广东十虎之一苏乞儿与黄飞鸿并列当时广东跌打名家“四大门槛”;此外,佛山咏春拳的开山之祖梁赞也留下了记载跌打药方和处置手法的手书药谱数册。显然,朱愚斋在撰写小说的同时,和许多武林中人一样是一名中医药从业者,但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朱愚斋并无学医经历。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第一部黄飞鸿电影开拍之时,朱愚斋仍然身处武林之中。

这里所说的武林,并非武侠小说中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神秘超脱的侠客世界。相反,它是一个世俗的、必须时刻面对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用黄飞鸿和梁宽的故事,分析过以他们作为代表的不安定阶层是如何维持宏观社会平衡的。也就是说,在黄飞鸿以及他的弟子们活跃的广东,武馆不仅仅是修习武术的地方。在这些武馆背后,是清代以来由广东发达的工商业所孕育的不安定阶层的组织西家行。同时,武馆扮演着由这种不安定阶层构建的互助网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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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鸿最初开设武馆是因铜铁行的邀请成事,这便是武馆与西家行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些在武馆投师学艺,身处武林,出身于同一门派的人之间,往往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他们通过师徒或师兄弟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际网络。或者可以说,这样的广域互助网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以拟血缘关系维系的“家”。在黄飞鸿的例子中,这种类似于家的凝聚力直到他本人去世后依然没有消失。黄辞世之时已经穷困潦倒,全仗女弟子凑钱购买墓地才得以安葬。其遗孀莫桂兰则是在林世荣等人的帮助下,偕两名幼子移居香港,开设医馆和“黄飞鸿国术团”,一直扮演着黄飞鸿一系中心人物的角色,并曾参与黄飞鸿电影的制作。完全可以认为,正因为这种拟血缘关系的强大凝聚力,当时身在武林的朱愚斋并不像专业作家那样,为了创作作品而选择某一个人为主人公,而是从师父林世荣处听到很多关于黄飞鸿的故事,且曾经在黄飞鸿生前有幸得到过指点,为了彰显这位既令其仰慕又使其自豪的师祖而提笔写作的。

这个“家”,在很多黄飞鸿电影的台前幕后都显示出强烈的存在感,支撑着黄飞鸿电影成功延续50年之久,同时也是黄飞鸿电影形象建立的关键因素。

理想的武术家形象

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黄飞鸿,正如胡鹏构想的那样,展示了“真功夫”。在第一部作品《黄飞鸿传》的宣传小册子上,这也作为主要卖点被加以强调。据胡鹏回忆,由于朱愚斋的人脉,很多黄飞鸿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从第一部起就参与了武打场景的拍摄。因此,与当时的很多电影不同,在电影中跑龙套的并非被称为“武师”的舞台和电影特技演员,而是黄飞鸿一系的武馆弟子。同时,胡鹏邀请了黄飞鸿的弟子梁永亨为武术顾问,尽量使演员的招式接近真正的武术动作,并在故事的中途加入介绍南拳的片段。第一部中介绍的是黄飞鸿最为得意的虎鹤双形拳和五郎八卦棍。

《黄飞鸿传》演职人员合影(第二排左四即黄飞鸿的三传弟子梁永亨,前排皆是其徒弟,也就是黄飞鸿的四传弟子)


在电影中表演虎鹤双形拳的黄飞鸿遗孀莫桂兰

选择关德兴饰演主角黄飞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展现“真功夫”。关德兴原是粤剧演员,专工小武,除了在舞台上多年积累的功架以外,虽然与黄飞鸿流派有异,但也懂一点武术。《黄飞鸿传》并非关德兴的第一部电影作品,但此前他仅在粤剧界享有盛名,电影成就并不突出。当时,除关德兴外还有一位人选,即粤语电影中演技和票房号召力都上佳的吴楚帆,但吴不会武术,而当时的电影技术还不允许使用替身,只得弃用。

《黄飞鸿传》宣传册

当然,关德兴在东南亚市场的票房号召力也是以其作为主演的重要原因。此外,关曾在抗日战争中连同其他粤剧名伶举行募捐公演,以募得款项购买一架战斗机捐给祖国,有“爱国艺人”之称,拥有令人敬慕的公众形象,被认为是饰演黄飞鸿的适当人选。这些理由,胡鹏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过。但是,还有一个胡鹏没有言及的理由,那就是,关德兴当时是40余岁的中年人。实际上,宣传册封面列举的主要演员中,名字最为醒目的并非主演关德兴,而是饰演黄飞鸿爱徒梁宽的曹达华。当时,曹作为武侠片的大明星,以“银坛铁汉”之称红极一时,在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被视为票房保证。尽管如此,在斟酌饰演黄飞鸿的演员时,曹并没有被考虑在内。理由就是,胡鹏从一开始打算塑造的就是朱愚斋笔下那位作为师父的黄飞鸿,必须寻找一位中年、具有威严感的演员,曹达华太年轻了。

就这样,关德兴这位会武术、在东南亚享负盛名、有良好公众形象的中年演员确定下来,让作为师父的黄飞鸿在银幕上重生的序幕拉开了。1949年10月8日,第一部作品《黄飞鸿传·上》上映,4天后,《黄飞鸿传·下》随之面世。此后数年,黄飞鸿电影一直以每年2~3部的节奏生产,1956年达到高潮,共出品25部。其后,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每一年都有新的黄飞鸿电影制作和上映。60年代初,随着东南亚民族运动的兴起,片花潮消退,香港电影进入了历史性的低潮,黄飞鸿电影也大受影响。至1970年为止,香港共制作和上映黄飞鸿电影76部,其中74部的黄飞鸿一角均由关德兴饰演,几乎都由胡鹏执导。

左右作品数量变化的当然是市场。市场需求越大,作品自然越多。据胡鹏回忆,在高峰期,数名投资者同时在同一座摄影棚内搭景拍摄各自投资的黄飞鸿电影,剧组只好同时周旋于几部戏的拍摄中。

这种制作方式,无论如何都显得相当粗糙。但是,这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不仅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由关德兴塑造的黄飞鸿形象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本人对这项工作也非常认真和投入。关于黄飞鸿的形象塑造,关德兴曾经这样说过:

黄飞鸿是一个有份量的人,他一言一动,坐言起行,不会违背志向……黄飞鸿讲的一定都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的个性是这样。我不是简单的,每套黄飞鸿的片中,我尊尊敬敬,穿着长衫马褂,拜师父,拜天拜地,问好天地,黄师父开眼,我会做好戏。

关德兴出生于1906年,13岁学艺,19岁成名,恰好是黄飞鸿去世之年,没有资料显示他与黄飞鸿有任何来往。他对黄飞鸿的印象,无疑全部来自朱愚斋的小说等黄飞鸿一系弟子的描述。又或者,他在这里所说的,是他想象中的黄飞鸿应有的形象。

关德兴饰演的黄飞鸿,作为武林高手有着强大的实力,只要一交手,必然使对手一败涂地。但是,尽管在片中有很多激烈的打斗场面,银幕上的黄飞鸿却并不好战,反而相当的谦恭平和。关于这一点,余慕云曾经这样指出过:

一贯宣扬中国传统美德,特别是儒家美德,有如礼(谦恭有礼)、义(行侠仗义)、忍(克己忍让)、恕(劝坏人改恶从善)、仁爱(敬老扶贫)、和平(力主和平解决问题)等。

黄飞鸿在电影中被塑造成了儒侠典范。其中,忍,也就是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面子,而是竭尽所能避免纷争,在很多黄飞鸿电影中被一再强调。无论反派如何挑衅甚至侮辱,他也绝不反击,但是一旦需要帮助弱小或惩罚奸恶之徒,他便坚决出手将其打败。除一个时期外,类似的模式几乎见于迄今为止的所有黄飞鸿电影中。这种模式正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关德兴主演的作品。

竭尽所能表现黄飞鸿的坚忍

不得不说,这正是武术家理想形象的一种投射。如前文所述,武馆不仅是修习武术的地方,同时还起着由在城市中谋生的劳动者结成的互助网络的作用。因此,一群身怀武艺的人集结在一起,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以此自我保护或者争取更多利益,无疑都是题中之义,但尽可能抑止和避免纷争也同样重要。像黄飞鸿这样从农耕社会被析出,以开设武馆为生,手下带领着一群徒弟的人,通常会被期待扮演在不安定阶层的世界里维持秩序、抑止纷争的角色。因为,尽管规模有所不同,他们手下都带领着足以形成一个武装团体的众多弟子,而他们的态度往往左右弟子的行动。在很多黄飞鸿电影中,都能看到他叱责耀武扬威或稍受挑拨便欲还以颜色的弟子的场景。此外,在惩罚恶人以后,必定有黄飞鸿向众人宣讲道理,劝大家通力合作、和气生财的场景,所表现的也是作为理想武术家的黄飞鸿所应尽的义务。

实际上,黄飞鸿本人据说确实相当温和。据莫桂兰所言,黄飞鸿总是笑脸迎人,人缘极佳,虽有盛名却常常自谦“豆腐教头”,不好生事。但是,无论是在莫桂兰的话中,还是在朱愚斋等弟子的记述中,都几乎找不到黄飞鸿即使受到侮辱也不还击的例子。确实,黄飞鸿不像弟子梁宽和其他一些武林中人那样性急,往往谋定而后动,但在受到挑战时,他并不会过度谦让,而是坚决出手打败挑战者。对黄飞鸿这样开馆授徒的人来说,面对从比试到踢馆等各种挑战完全是题中之义。毋宁说,在朱愚斋的小说中,不停地以过人的武艺使挑战者降伏,正是黄飞鸿英雄气概的表现。在最初的黄飞鸿电影里,他也并不是一个特别谦逊忍让的人,甚至为替爱徒梁宽报仇,曾执意将仇人掘墓鞭尸。

显然,强调“忍”的儒侠形象,在早期黄飞鸿电影中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武林所追求的武术家理想形象在电影中不断加工累积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导演胡鹏和其他电影制作参与者的价值观。胡鹏曾经因为认为广东民间的“抢炮”习俗过于野蛮,而让黄飞鸿在电影中对其加以批评和纠正,制作了一部“有教育性”的电影。此外,主演关德兴的价值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关是粤剧名伶,对黄飞鸿所生活的武林并没有多少直观认识。在黄飞鸿直系弟子的认识中,关也被认为是演员而不是武术家。关于长期饰演黄飞鸿的理由,关德兴曾经说过:“我拍黄飞鸿是崇拜他的人格,所以一直拍下去……胜在好看,不会教坏人,没有剥衫,没有三级,没有粗口;如果有打伤人,又会救番人,对于害他的坏人,仍让他活下去,所以才得人敬爱。”可以说,他并不是以武林中人的身份,而是作为演员,或者说是作为普通人,以自己的理解和愿望将黄飞鸿加以理想化,并通过电影表现出来。

此外,几乎在所有这一时期制作的、由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电影中,都有几个不变的角色和演员配置,其中仅次于黄飞鸿的重要角色,便是前文提到过的由曹达华饰演的梁宽。

黄飞鸿有很多弟子,他最为得意的就是梁宽。梁宽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出现过。梁宽从故乡梅县到广州做佣工,原是打铁铺学徒,由于喜欢武术,每天放工后都到黄飞鸿的武馆前,听黄飞鸿与街坊谈论武林典故,引起了黄飞鸿的注意,遂投入黄飞鸿门下开始习武。和大多数武馆弟子一样,梁宽入门后继续在打铁铺工作,直到艺业有成才受师命辞职,在黄的武馆任助教。不久,梁宽也声名日盛,被果栏、菜栏、鲜鱼栏联合聘请为武术教头,称为“三栏教头”。但是,梁宽虽然既有天赋又勤奋不懈,被视为黄飞鸿的接班人,却非常性急,容易被激怒,经常与人争斗,20余岁便因打斗而丧命。

与其师黄飞鸿一样,梁宽也没有留下任何遗物。此外,与本人年纪轻轻便在打斗中被杀的经历相应,银幕上的梁宽也在1950年上映的第四部黄飞鸿电影《梁宽归天》中死去。此片以后,梁宽有一段时间从银幕上消失了,但在1955年底的第12部中,他又再次出现。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止,曹达华的名字和关德兴一样,几乎出现在每一部黄飞鸿电影的演员表中。没有任何资料对梁宽在银幕上的死而复生做出过解释,也许原因很简单,仅仅是因为曹达华的票房号召力。但是,梁宽在黄飞鸿电影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电影,即使是在朱愚斋的小说中,其授业恩师林世荣的登场机会也少之又少,从未谋面的梁宽反而频频亮相,地位仅次于主人公黄飞鸿。

被称为“猪肉荣”的林世荣也是固定角色之一。饰演林世荣的不是专业演员,而是林世荣的徒弟,当时已经设馆授徒的武术家刘湛。刘湛的经历与梁宽有几分相似之处。刘原是香港一家打金铺的学徒,喜欢武术,工余经常到林世荣的武馆门前向里面张望,引起了林世荣的注意被收为弟子。但是,他与梁宽之间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刘善于处世,广交人脉,在广州和香港开有武馆十数家。由刘湛饰演的林世荣沉默寡言,略有一些优柔寡断,虽然不太起眼,但是与吵吵闹闹的梁宽相反,起到了稳定气氛的作用。

牙擦苏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与其说是徒弟,不如说是打杂。他虽然不懂武术,却好管闲事,喜好吹嘘,常常因此招来麻烦。虽然他经常被师兄弟取笑,但是一旦碰上麻烦,总能获得师兄弟出手相助,是片中喜剧性的角色。

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反派石坚及其弟子数人,既是戏剧冲突的制造者,也是作为黄飞鸿及其弟子人格衬托的重要存在。香港电影研究者罗卡指出,这种几乎不变的角色和演员配置,构成了一个以黄飞鸿为中心的“家”,而这正是以父权为中心、以仁爱为本的儒家伦理的典型表现。

但是,如前文所述,对儒家伦理的追求,更多的是来自非武林中人关德兴和胡鹏等人。对于朱愚斋、刘湛等黄飞鸿的直系弟子来说,这个“家”的概念,尽管未必没有受到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但将其理解为以黄飞鸿为首的武林同门所构成的拟血缘关系互助网络,恐怕会更为恰当。在世时间不长的梁宽,在黄飞鸿小说和电影中的重要性都远大于弟子众多、功绩彪炳的林世荣,也说明了这一点。其原因是,梁宽作为身兼师父和家长双重身份的黄飞鸿最为得意的弟子,若非意外早逝,将是继承黄飞鸿衣钵的不二人选。换言之,他扮演着一家长子的角色。实际上,虽然梁宽在电影中和现实中的性格及表现都远不能说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但是黄飞鸿不在场的时候,他往往起着领导者的作用,管理和指挥其他弟子,具有很高的威望。显然,仅以儒家观念去解释黄飞鸿电影中这种类似于“家”的构造是远远不够的,其根本仍然是不安定阶层组织拟血缘关系的体现。

除了银幕上的“家”,在银幕后面支撑着早期黄飞鸿电影的,也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所构成的拟血缘关系互助网络。刘湛饰演自己的师父林世荣,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胡鹏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由于朱愚斋的人脉,第一部作品中有7位黄飞鸿的再传弟子参加了拍摄工作。但是,与其说这是朱愚斋个人的人脉,不如说是黄飞鸿门人之间的人际网络。此外,在影片故事中间插入的介绍南派武术的片段,也是由黄飞鸿的弟子进行演示的。其后,不仅弟子,莫桂兰和不懂武术的黄飞鸿第十子黄汉熙也以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影片的拍摄,莫桂兰还在第三部中以黄飞鸿未亡人的身份表演了从黄飞鸿处习得的子母刀。在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电影拍摄过程中,受制作方邀请,该历史人物的子孙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遗属和弟子如此深入地参与制作,恐怕除黄飞鸿电影外很难找到其他例子。

黄飞鸿右后方半蹲在地上的年轻人——刘家良

此外,在黄飞鸿电影的打斗场面中,跑龙套的也都是在黄飞鸿一系的武馆中习武的弟子。刘湛之子刘家良也是其中之一。刘家良以黄飞鸿电影为起点进入电影界,因其为香港武侠片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在2010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他在回忆香港武侠片打法转变过程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由“黄飞鸿”开始,好少用龙虎武师,因为那时是集资拍电影,每间武馆出十元八块,拍一套黄飞鸿。每间武馆找些徒弟去拍……

显然,除在武馆弟子的直接参与下,根本性地改变了香港武侠片的打法以外,众武馆还直接投资拍摄黄飞鸿电影,其参与程度之深,是其他电影所难以比拟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价值观和行动逻辑不可能不投射在电影中。刘家良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学洪拳,我那家是黄飞鸿传下来的”,并曾经强调关德兴是一名演员,其洪拳是跟自己学的,在武学上关德兴是自己的徒弟。显然,对朱愚斋、刘家良这样非常执着于自己的武学出身的黄飞鸿直系弟子来说,黄飞鸿首先不会是一个以仁义道德为标杆的儒家卫道士,而是一个武艺高超,既有除暴安良的侠肝义胆,又能在不安定阶层的世界里维持秩序、抑止纷争的理想武术家。

可见,黄飞鸿从一个普通的市井拳师被塑造成银幕上的理想武术家形象,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结果。他从众多的广东武术家中被挑选出来成为传奇性的电影人物,背后有着历史的、社会的背景。正如前文说过的那样,无论是在出身还是在经历和人格方面,能证明黄飞鸿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伟大武术家的史料,目前都尚未发现,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黄飞鸿的武功到底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和陈盛一样,黄飞鸿在以他为中心所构成的不安定阶层互助网络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而电影中的黄飞鸿并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作为置身于武林之中设馆授徒者的代表,由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塑造出来的理想形象。

(本文摘自彭伟文著《关于广东醒狮传承的社会史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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